15日，市生态环境局发布《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》，言辞恳切，用心良苦。信中将农民朋友唤作“带头者”“宣传者”“监督者”，字里行间是对乡土民情的尊重，对群众路线的倚重。然而，禁烧秸秆这件事，若止于“致信”，恐难逃“年年禁烧年年烧”的循环。
禁烧之难，不在农民不知其害，而在“知其害而不得不为”。秸秆还田固然好，可还田的成本谁承担？粉碎一亩地要多花几十元，若遇病虫害还需额外打药，这些账农民算得比谁都清。秸秆离田亦有出路，可收集、运输、储存的产业链若不完备，农民纵有千般不愿，也只能一烧了之。公开信呼吁“不能烧、不乱烧”，可若不说清“不烧怎么办”，这声呼吁便悬在半空。
大气环境是公共品，秸秆禁烧是典型的“个体成本与集体收益”的博弈。农民烧一把火，省事省钱，代价却由全社会共担。正因如此，禁烧不能寄望于个体自觉，而需制度托底。何谓制度托底？一是让不烧者不吃亏，为还田离田的农户争取更多补贴，让“不烧”比“烧”更划算；二是让想烧者不敢烧，监管要“长牙齿”，对屡教不改者依法处置，而非止于“劝导”；三是让秸秆有去处，引进收储运市场主体，培育秸秆燃料、饲料、基料等产业，让“废物”变“资源”。
公开信说“让违法者无处遁形”，这话没错，但“无处遁形”的前提是“有处可去”。若秸秆无出路，监管再严，也难免“猫鼠游戏”。与其让农民做“监督者”，不如让政府做“服务者”，把禁烧的防线建在产业链上，而非建在田埂上。
当然，农民的环保意识更需唤醒。但唤醒的方式，不能是居高临下的“呼吁”，而应是换位思考的“算账”，一算健康账，焚烧产生的PM2.5对老人孩子的伤害；二算法律账，一把火可能换来的罚款与拘留；三算长远账，土壤板结、地力下降的代价。把账算清了，道理自然通。
禁烧秸秆，是一场治理能力的考试。公开信是“启”，不是“结”。真正的答卷，写在补贴政策的落实里，写在收储体系的完善里，写在每一块田地的秸秆有了安身之处后。到那时，不用“致信”，农民自会做出选择。
毕竟，没有人比农民更爱脚下的土地。他们不烧秸秆，不是因为怕罚，而是因为值得。（吉星）
